经济日报：央企法制建设十年硕果累累

被告未依法举行听证，即作出本案被诉的《批复》，在程序上存在错误。

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是法学史上的两种重要权利分类。这样一来，法律不是被其它社会现象夹带或裹挟的现象，而是用以统领、规范和调整其它社会现象的存在。

而认可则是指立法者针对业已成熟的、流传久远、其内在规定性已在实践中被人们习惯性地遵守的社会关系及其规定性，予以承认之而法定化。3.流变(多元)的和成型(统一)的。但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它的可普遍化，并进而实践化，源自已内化为人们精神结构中的法律的普遍有效观念、社会契约观念以及强制保障观念。它们对当下的人们而言，只有发思古之幽情这类精神享验价值，并无现实生活中分配人们权利义务的价值，因此，法律理应对之完全忽略。前者如两者都是法律调整之外的社会事实，因之，都是法律尚未调整，从而留有法律空白的社会事实。

所以，应当区分前述两种普遍化或可普遍化理念。这种契约就是现实的社会契约，就是从立法者到民众对法律之排他性的内心认肯——哪怕在具体的社会交往中法律的规定和当下的理由不睦，当下的理由也要为法律规定让步。反馈系统既是一个行政权行使的评价系统，又是行政权的改进系统。

最后，根据机构服务的地理区域来划分组织，即地域标准。生态保护类，主要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利用和保护好自然生态，比如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职能。划入、划出职责的部门应当主动衔接，加强协作，进行职责的无缝对接，杜绝出现权力真空。当柔性行为方式不能奏效时，必须依法采用强制性方式。

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协同模式。政府职能的实质是处理或者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对三对关系的不同处理构成了不同的政府职能内涵。

[45] 陈延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之策——政府职能体系变迁的视角》，载《阅江学刊》2014年第10期。其构建过程中，需要首先厘清以下基本问题：构建的原则是什么，各种方式的改造内容是什么，传统方式与新型方式的关系如何？这需要一个过程。社会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依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52]依行政院核定之‘全面推广政府服务流程改造整体规划报告，该项政府服务流程改造措施之目标及关键策略摘述如下：（一）民众不出门能办大小事，善用资通讯科技，持续创新政府多元服务管道，提供单一窗口服务，协助民众在行动载具上可快速取得政府服务。

[32] 宋余侠、谢伟智：《行政组织改造设计原则与实务》，载《研考双月刊》第33卷第3期。正如学者所言：行政机关的创新并非在一切领域皆可实现——其在社会管理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是行政方式或执法方式的创新。[74]理想的做法是将内部行政的依据、程序、内容等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正如学者所言，简政放权是阶段性的改革方向，在此之后行政流程规范与清单管理才是维持市场活力的常态工具。

行政行为方式的革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括传统方式的改造库，又包括新型方式的备选库。[20] 黄锦堂：《行政组织法论》，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61页。

[75] 张晓光：《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77] 参见陈平：《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因为大部门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之一是确保政府行政的公共性，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公共福祉。[47] 参见石佑启、黄新波：《我国大部制改革中的行政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6] 黄小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40]行政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各国公共行政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再造的核心问题。它可以客观地反映行政权行使的社会效果，评价行政权行使的总体状况。[28] 宋余侠、秦正宇：《从行政院组织改造谈公部门改革、跨域治理的观点》，载《公共治理季刊》（第二卷第一期）2014年3月。

前一模式是不问国家还是都道府县抑或是市町村，尽量将事务专属性地分配给一个团体。[12]从内在逻辑上讲，机构改革遵循着行政任务决定行政组织的原理，在厘清行政任务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社会化、地方化等形式的简政放权，进而达到职能配置合理、机构设置科学的最佳状态。

深化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时代变革。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首次界定政府的三大职能模块。

为了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统筹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将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司法部，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实体决定的事件越困难和复杂，程序的设计要求就应当越严格。

[58]故诸如大部门内设机构权责如何配置，如何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有无保障内设机构有效运行的工作机制？[59]等将成为现实问题。[73]因此，规范内部行政的程序至为重要。[13] （一） 行政职能配置原理——以行政任务为中心，行政任务决定行政组织 1．明确行政任务。[63] 石佑启、黄新波：《我国大部制改革中的行政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

市场分权与社会分权，要求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凡是不属于行政管理的事项都应当从行政职能中剔除出去。[57]内部行政法和外部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两个同心圆。

201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五项职能，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职能。2．通过融入柔性改造程序，进行流程改造。

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持续扎实推进简政放权，截至2018年4月，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了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了90%，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商事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49]机构改革的当下，流程再造宜结合权责清单进行，两者是有机统一的。

[30]将政府所承担的这些行政课题或行政任务，不分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作为整体来把握，所关心的是这些事务被分配给什么机关。这种划分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因地制宜地采用一般性规章，也能很容易地协调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机构。政治统治类，主要在于保卫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比如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领域的职能。（三）行政职能更新重构——以流程再造为突破口，将清单管理升级至2.0版 从行政职能的范围来看，机构改革就是通过职能的理顺和科学的界定改变传统的全能型政府模式，让市场的事情市场办，社会的事情社会办，地方的事情地方办，确立市场、社会、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合理边界。

图1  传统行政行为方式流程再造图 其次，把握时代脉博，对新型的行为方式进行类型化，构建复合的行政方式体系。[71]因此，还需要强化外部监督问题。

为了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将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监总局、国家药监总局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一环节以职权法定、权责明确、共性归纳为标准进行再造。

[23]在实际作法上，即是依据‘四化策略（即去任务化、地方化、法人化与委外化），针对各机关业务区块检视，逐步予以去任务化、委外化及地方化检讨之后，再就须由中央行政机关保留执行的业务，规划分别设置行政法人及行政机关。故凡性质不同的职权，理应进行区分行使。